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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卫易堂的真正天险魏祥

魏祥(16201677),后改名际瑞,字善伯,号伯子,又号东房。伯子是魏禧的哥哥,宁都三魏中的老大。伯子幼时就会对对子,到了读书年龄有很强的记忆力,对于文字、音律不用老师多教就能理解。伯子17岁考中秀才;20岁时,所写的诗词、散文堆起来足足三尺高;22岁,参加赣州、南安两郡考试,获得第一名。伯子虽然学习很好,但同时也很厌恶八股文,他对叔子说:你去考取功名报答父母,我做个闲人算了。1646年春,为避兵乱,三魏奉父母迁居翠微峰顶,这年冬,九子相聚于翠微易堂。1647年,清廷下达了剃发令,不许明朝遗民隐居山寨,翠微峰虽险也岌岌可危。这时,伯子挺身而出,不计个人安危,担起了长子“责在宗祧”、保卫家室的重任。他换上清廷的装束进城参加考试,取得了贡生的资格,背负了委身清廷的痛苦和屈辱。在伯子的周旋下,易堂九子免受了清廷的清剿,此后的30多年里,易堂得到了相对的安全。魏伯子委屈自己一人,守护住了整个易堂。

1648年,彭顺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宁都县城。1650年,清兵围困宁都。二月城破,清兵屠城。结寨自保的居民被命令缴纳多种赋税,伯子冒险进城斡旋,易堂诸子得以幸免于难。此后,伯子到广东,在刘帅帐下任幕僚,劝止清兵屠城,挽救了潮州百万人的性命。1652年秋,彭宦为乱占据了翠微峰,九子散去,后彭宦败亡。1653年,伯子从广东回到翠微峰,九子又重新集合在一起。此后,伯子入北京,走陕西,居四川,住江浙,为领兵将军的幕僚,考察山川险阻。1673年,吴三桂叛乱;1674年,福建藩王耿精忠、广东藩王尚之信(尚可喜的儿子)等相继从叛;这一年伯子被尚之信强行聘用,享受上宾待遇,因为与尚之信意见不合而偷偷离开。叔子《先伯兄墓志铭》记载:“甲寅(1674),广东藩王遣使来聘,强之行,礼以上宾,卒不合,窃出岭,至信丰界为满州逻者所得,上于摄印官。官曰:‘汝与宁都三魏亲属邪?’伯曰:‘身魏善伯也。’摄印官乃悉烧其同行者杂文字,具谳书递至赣,赣大帅见伯名大喜,跃履出,握手相与入,遂留为客,时丁巳(1677)二月也。”伯子应该为尚之信等一路人所讨厌,这段情节,是否为伯子后来的遇害暗暗说明了原因呢?

1677年四月,吴三桂的部将韩大任十万败军两次经过宁都上三乡,对百姓“蹂躏甚”。当时,当事者欲招抚韩大任,而韩大任点名要伯子前往,说:“非魏伯子吾不信也。”对于伯子的死,叔子写道:“当事以嘱伯,伯既痛桑梓之祸无有穷期,又所闻大任颇为当世豪,亦欲有以全之,遂慨然行。八月甫至江西,兵遂从东路逼大任营,大任遂疑伯买己,辞不见。又有奸人欲牵率大任降闽军以自成功名者,遂日夜构于大任。大任既败,十月十四日拔营走降闽,伯遂遇害,年五十有八。”

伯子勤于著述,在30岁前,所著诗文就有80册了。伯子常说:“多写不如多改,善改不如善删。”伯子今有《魏伯子文集》10卷传世,所作《五杂俎》5卷已失传。伯子与叔子相仿,擅长散文和文论。他的《海市记》写得生动可读,章法、句法变化有方:

 

海盐有放庵,庵之僧曰自庆者曰,“吾居此十年矣,亦尝见海市。城郭、人民、楼观,犹登州也。惟城中牛马出,则大水;徒牛马,水亦不溢”云。是为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。

是日也,春初霁,草木之华待霁而荣者,如积怒之不可遏。于是大中丞范公遂以次日霁定,巡行于海甸。予与诸同志者,登涉园之石,以观于海。縬水成岸,亘如银沙,将不可纪极,而林木障其北。公忽遣骑来言曰:“海之北,楼台出矣!”众皆骑而往,则有若堡者,若松林者,若城垣、雉堞者。于是若堡者,变为亭;林木者,为椭山若鞍;城垣、雉堞长亘而为桥,桥之上若二人扛帷轿而徐徐若行。又有山正方如屏者,析其角,而矗然为单峰如笔。于是而亭者,复为芝,芝为盖,盖为盘盂,皆有跗承之,业业然如笾豆;椭之山半析为二,一伏一倨者分焉,于是与盘盂皆又为亭。而正方之矗然者,为“亚”字,又为圆,又析为峰;而盘盂、椭山之为亭者,又为腰鼓;而桥不可复见矣。惟历历如碎石析为峰者,仍正方也;诸为腰鼓者,为飞盖矣。正反之上,为人独立焉。或曰:“正方者,名‘铁山’;其先为堡、为林、为城堞者,曰‘斗牛山’;人皆可至。”然则是山也,何以变?且其或有之也,亦见于秋。年七十者曰:“未尝春见之也。”于是乎自午以至末之末,而所谓山者,亦杳然没焉。土人之谓山也,是邪?非也?

或曰:“大中丞公出入蛇龙虎豹之区,往返且万里,沾淫雨,暴骄阳,饭蔬啮菜,方一年所,浙民之苦荒逋灾伤者,为数百有余万,一旦蠲释,延及子孙,天地知公一无所受,于是乎不爱其奇,矢以相贶。”

予从公之后,而得以此巨观也。于是乎为记。

 

伯子的文名虽不及叔子,然勇于任事,在九子中以才情胜。他的文论主张往往为叔子之论的先导。

伯子论文以一个“情”字为核心,认为“情”是为文的基础。伯子在《与弟子论文》中说:“诗文不外情、事、景,而三者情为本。”但伯子的“情”不单指个人的喜怒哀乐,还包含了“道情”和“世情”,以为诗文宜有感而发。

除情外,伯子论文还很重视“识”与“议”。他在《与子弟论文》中说:“文章首贵识,次贵议论。然有识,则议论自生;有议论,则词章不能自已。”他称赞叔子的文章说:“凝叔胡为者,识议篇篇有。文章而无识,辟如瞎者走。”

伯子也很注意文法,在《与子弟论文》中写道:“文主于意,而意多乱文;议论主于事,而事杂乱议。然亦有意多事杂之文,必有法以束之。不然,则如蒙师离塾,叫喊跳踢哄然一屋矣。”他说文法是文章表现的自然规律,“文有自然之情,有当然之理;情著为状,理著为法,是断然不容穿凿者也”。

伯子还认为文章入于法而又要出于法,要注意文“势”,着眼于整体上的把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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